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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的这所百年名校,是否曾为你留下欢乐与梦想?

日期:2017-11-24 10:13:48 来源:微观宜州微信公众号 作者: 编辑:兰媛

    在我们宜州,有一所创建于1902年的百年名校。一百多年来,她虽然历尽沧桑,数易校名,却也陪伴着许许多多宜州人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生一世都不能忘却的欢乐与梦想。她,就是宜州市实验小学,以前的以前,曾叫作“宜山县小学”,老辈的宜州人都称她为“县小”。

   我们的县小

谭为宜

    老宜山像一本永远翻不完的日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老宜山又像一坛陈年佳酿,愈窖愈香,愈饮愈醇。于是我们便会常常翻看已泛黄的史页,品味岁月的沧桑。

    “老宜山”在回味自己的历史时,总是带着一种坦然的满足、淳朴的沧桑,尽管当年远没有今天的繁华,却有小城的恬静与惬意,于是话题就离不开“十字街口”,他们会谈到十字街口的美食,会说出一串串活在大家口里,尽管并不是什么有过丰功伟绩的人,说到激动处就会溅起唾沫星子,嘴里仿佛还咂摸着蓝二孃的米粉或胜华章的云吞了。
 

 

宜山县小学。(别惊奇了!明着告诉你,就是电脑合成的。)

    十字街口是当年庆远镇的中心,从十字街口往东是民主街、文庙、宜山一中、东门楼、标营;往南是共和街、新市场、关口;往西是建设街、工人俱乐部、火车站;往北是和平街、县小、北门楼、公路,公路下面便是滔滔的龙江河了。

   和平街未出北门楼之前的县小,在当时是鼎鼎有名的,现在叫宜州市实验小学,建校于1902年,最初是庆远中学堂的的附设小学堂,曾用名“闲存”、“模范”、“表证”、“县立小学”等,解放后开始叫庆远镇小学,50年代末叫庆远镇第二小学,1963年改叫宜山县小学,文革期间改为宜山县第二中学,文革结束后,恢复为小学,于1985年改为实验小学至今。

 

宜山县实验小学。

   1950年,我父亲从湖南老家赴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习,结束后安排到广西高等法院工作,后被派到宜山专区清理积案,我母亲就从湖南来到了宜山随夫,她是新中国这个小学最早的老师之一。后来的我也是在这所学校启蒙的,正好是“宜山县小”时期,在我的履历中,这里是我惟一受到全日制学校教育的地方,这里有我最初的人生经历,是后来峥嵘岁月的发源地,那么宜山县小(按我当时的称呼)在我的印象中也可谓刻骨铭心了。

    我曾经跟同学讨论过,宜山县小的标志是什么?是红楼?是大榕树?或者还有其他?

    红楼正好在学校的中央。是在日寇占领宜山时修的碉堡上加了一层,也算是废物利用了。下层是县小的总务处,楼上才是我们所说的红楼。红楼名副其实,外墙抹了一层红灰,一走进校门,就能看到掩映在大榕树茂密枝叶中的红色建筑。红楼小巧玲珑,但熠熠生辉,在县小的学生眼里,这里是个很庄严很神圣的地方,二楼的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宜山县小少先队大队部”,一块是“宜山县小图书室”,现在还记得,我除了上去借过书,有一次还在上面参加选拔出报员,也就是学校挑选黑板报的书写员,一些字写得好的同学参加竞选,我是其中一个幸运儿,因为几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写毛笔字,母亲小时候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

当年的红楼和大榕树。

   我不知道是否因为我是教师的儿子受到优待,还是每个同学都是平等的,图书室藏书并不多,也就几个书柜,但我却在这里借阅了不少的书,主要是一些“红色经典”——那时号召读“红书”,比如《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等,还有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安徒生童话》。至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则是借了同学的书。我于是很可怜我的孩子,她眼看就小学毕业了,我还从来没见她借阅过这些经典小说,课余时间几乎都用于完成作业了。

    红楼还是学校的广播室,我就曾被班里推荐去竞选广播员,现在想来我当时并未播过音,大概没选上。

    红楼砖砌的楼梯护栏宽约30多公分,顽皮的胆子大的男生就喜欢把这当滑滑梯,从上往下滑,一溜就到了楼下,滑得水泥面光滑透亮的。当然这是学校不允许的危险行为,只能偷偷地玩,老师见到了是要批评的,因为就曾有人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过。

 
 

第一、第二届红领巾艺术节。

    如果说红楼像一位可敬的长者,大榕树则如一位亲密的老友。

    大榕树其实就挨着红楼,像一对不离不弃的挚友,或是热恋中的情人。大榕树的年龄是我所不知道的。我想至少有上百年的树龄了吧,蓊蓊兮如伞盖,苍苍兮似盘龙,下一些小雨站在大榕树下就淋不着,虬状的枝干经常吸引一些小男孩爬上去炫耀自己的爬技,我试过几次都只能在较低的层次打住了。

    我们最喜欢的是大榕树下面一张用几块平整的大青石板拼作桌面的乒乓球台,十分坚固,弹性也很好,比起那些脱了面漆满是裂缝的木桌要好得多,它是下课后乒乓球爱好者的首选,有时会为此闹到互不相让的地步,僵持到上课铃响才赌着气散去。

 

庆祝元旦迎春歌咏比赛。

    大榕树下是个操场,是全校最开阔的地方。学校做操集会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利用星期天到火车站去做好事,接送了一位老太太回到民主街,那时学雷锋做好事是不留名的,但我真希望有老师看到我做好事了,哪怕是一位同学看到也好,但一直没遇见。星期一早操后集会,韦校长站在青石板乒乓球台上训话,专门表扬了我,我真是高兴极了,我朝台上望去,苍翠的大榕树背景下的韦校长多么高大。但至今我没弄明白,韦校长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记得大榕树的一个较低的枝桠上挂着一截铁轨,是用于上下课敲响的,上面拧螺丝的小洞被一根很粗的铁线穿过挂到树杈上。这就让我想起敲钟的李叔了,李叔不苟言笑,两个耳朵常常塞着棉花,年复一年地准时的来到榕树下敲响那清脆的钟声,有时我们贪玩,或者一局乒乓球没结束,不愿停下,他会把我们往教室里撵,然后才重重地敲响了上课铃,接着又挑着一担被开水烫得发白的木桶去给每排教室过道上的开水桶里添加开水。他好像还兼着清洁工,印象中他成天就没歇过。后来学校用上电铃了,只是偶尔停电了,才能看到李叔敲钟的身影。

 



这是在平整校园场地?

    我不知道这棵榕树属于哪个亚种,它在夏季时会长出一种我们叫做“酸哶”的东西来,应该是树的嫩芽,要不就是它的花瓣,浅黄色,有点像玉兰花瓣,但没有香味,味道就是一味的酸。在那个饥饿的年代,只要是吃了不会有生命危险,大家都会津津有味地品尝。一般它会自己掉下来,但有的嘴馋的同学等不及,就用小石子往树上扔,把它砸下来。终于有一次出事了,一天中午,一位姓吴的同学在树下正砸着“酸哶”,通常午睡的时候很少有人会走到树下来,偏偏这天李叔从下面走过,他是想来制止吴同学的,谁知石头掉下来不偏不倚正落在他的左侧头部,鲜血直流,吴同学吓得拔腿就跑,李叔也没追。到了下午,还是有人告诉了班主任,吴同学在班上作了检讨,还保证再也不砸“酸哶”了。



今天的校园。

    县小有三排教室,那是学生们的家,从南往北,以正中一条纵贯的过道分成了六个区,我想这是设计者有目的的设计,刚好对应分成六个年级,每个年级应该是三个教室。从南往北依次是低年级到高年级。每当说起自己班上的教室时我们总是以主人公的口吻说“这是我们班教室。”虽然每升一个年级就要换一次教室,到小学毕业每个学生就会有六个“家”了。

    第一排教室的西头有一幢平房,背靠背的两排,是一些年轻老师的宿舍,每户只是一个单间,生火只能在走廊里。再往南就是学校的食堂和澡堂和西闸门。



今天的校园。

    在我的印象中食堂炊事员先是张二奶,尔后是朱爷。张二奶会一边做饭菜、刷锅一边唱着山歌,她年轻时一定是个好歌手;朱爷则喜欢在晚餐时打二两酒,称二两烧猪肉,不吃饭,就用那没牙的牙床去磨烧猪肉,然后用酒津津有味的送下,我们去食堂打饭晚了才能碰上他就餐,这时就会十分羡慕的看着,想着有一天自己老了也要这样享受生活。

    那时每年县里都要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级、公社级和大队级,公社和大队相当于今天的乡和村),都会请县小的炊事员去为大会做饭菜,可见他们是宜山的名厨。名厨当然星期天是要休息的,因此每当星期天就由年轻老师轮流做饭,记得有一次轮到上体育课的韦老师,他给每人买了一两肉,剁碎炖成肉汤。星期天要改善伙食,晚餐的菜金是一毛钱,而猪肉是8毛钱一斤,一两就是8分钱,加上油盐、葱姜和柴火费每人大致就是一毛钱了,且味道很好。



实验小学旧校门,新校门正在重建。

    我母亲是县小最早的老师之一,我们家开始是住在学校正门南侧的土胚房里,隔几间就是学校早年的食堂。我在这屋里最深的记忆就是幼儿时,我的祖母还在,大约两三岁的时候,有一次跌坐在火盆里烧了屁股,是一位年轻老师把我扛在肩上,快步跑到出校门往左20米开外的小诊所里上药,至今屁股还有疤痕。

    我们住房前有一棵梧桐树,树干上被一些孩子残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小时候我还吃过树上的梧桐子,那梧桐子好像是长在叶缘上。再往前是学校的办公室,老师们是按年级组来摆办公桌的。我们这些老师的孩子偶尔会趁老师不在里面的时候进去好奇地看一看。记得里面还有一间类似仓库的小房子,里面有一台留声机,有一次父亲回来,母亲到里面放了一首乐曲,当时并不觉得好听,后来才知道是一首广东音乐名曲《步步高》。



2017年,我们毕业了。

    几年后老房子拆了,我们家搬到了校园东面的四方格子的新宿舍里,刚好是四家,分别是李老师、秦老师、严老师和我们家。这样一来,我和姐姐、哥哥不管是上学、去食堂、上街,几乎都要从红楼和大榕树下走过。因此我说是红楼、大榕树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大约在1965年前后,有人提供了一个信息,大榕树下的操场下面有一个民国时期的地下室,于是学校组织人来挖掘,果然挖出一个宽约两三米,长约十多米,高两米的地下室,清理后我也曾好奇地下去看过,空空如也。据说挖开后只捡到一枚国民革命军海军的徽章。于是将之填实,恢复原状了。

 

但是,我们不分离,梦想不散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母亲被遣返湖南老家,这一走就是13年,当母亲获得平反带着我从湖南再回来时,县小在文革时已经改为二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为小学。有一天我终于进到县小去探望这位日思夜想的亲人的,所幸的是那时红楼和大榕树还在,我们家住过的房子也还在。

    但这是个变化的时代,变化之快令人炫目。现在县小的红楼和大榕树都消失了,我开始担心记忆是否也会被抹掉。以后的人是否还能够忆起这些来?真还难说。于是我把它记下来罢。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县小”,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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